在80年代，电视和纸媒的公信度是极高的。

电视里说的，和报纸里说的，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律博定的话题，却是令人有些无所适从了。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等同于毒药，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律博定安全有效。

杨锐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错漏百出，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久经考验。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未通过GMP的审核，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GMP的审核拖沓无用。

在此之前，中国的媒体界虽然进行过无数次讨论，但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基本都是社会讨论。

不提纯政治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此前最火的媒体讨论，是“第四军医大的大三学生张华，为救不慎落入粪池的69岁老农魏志德献出了生命”是否值得的问题。

在鲜亮的生命远去二十年后，“大学生救老农是否值得”的话题，已经变成了辩论场上常见的话题了，而在80年代，新闻媒体的讨论也与辩论无异。

但律博定的话题，却不是那么好辩论的。

不像是之前的社会讨论，律博定的讨论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而这种有标准答案的讨论，一方面吸引了观众，另一方面，也令观众的期待感增强了。

但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报导就不好做了。

偏偏观众们还就是想要知道。

于是，无数的媒体都采取了采访杨锐，或者各方学者的方式。

“专家说”一时间成为了新闻中最常出现的词语。

而在三木公司和京西制药总厂的推动下，蒋同化也因此沾了光，频繁出入于曾经想进而进不去的媒体大院。

他是GMP委员会的委员，正好适合与杨锐顶牛，另一方面，敢和杨锐对着说抗心律理论和律博定的高端学者也没几个。

这可不是说“我家隔壁王大爷得了癌症，结果用麻油浇了三块黄壤的西瓜就治好了”之类的话，搞学术理论的，话说出去就得认，弄错了就是终身污点，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神级人物，在量子理论上摔跤了以后，就等于从神坛上滚落了，而普通的人级学者，摔一个大跤，弄不好就要沦入畜生道了。

一般的学者，不是利益相关，是不会像蒋同化这样积极主动的。

事实上，蒋同化本来也是不愿意如此积极的，奈何三木公司的开价够高，他区区一名研究所的所长，实在是忍不住将自己卖一个好价钱。

当然，就内心来说，蒋同化也是更信任三木公司的。

在国外卖了两年，有上百万人服用的律博定，会出问题吗？蒋同化觉得，杨锐完全是自信心膨胀到了狂妄。

他拍拍自己的公文包，心道：等我再利用你积累一段时间的名气，就坐看你给全国人民写道歉信，到时候，不光你的委员席位不保，我能让你一无所有的回家种地去……

想到得意处，蒋同化的嘴角都翘了起来。

他本是个有些阴郁的人，笑起来同样让人有阴森森的感觉。

刚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孙璇正好看到，使劲咳嗽了一声，笑道：“蒋所长，您是刚从实验室回来吧，别是又刚杀过兔子。”

蒋同化“哎呦”一声，道：“你这个兔子的故事还要讲啊，我都说了，我是制药所的，我们所没几只兔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