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只是几天的功夫，类似的报道却已铺天盖地。

更有利害的记者，找到关系，闯入河东大学临床实验中心，堵着杨锐采访：“杨教授，听说西地那非的上市日期，秘密决定于2月20日，是这样的吗？”

“临床实验还在进行中，我们还没有考虑上市日的问题。”杨锐被堵住了也没办法，只能和颜悦色的招待无冕之王们。

不过，国内的记者好招待，国外的记者就没有那么好说话了。

尤其是宣传部的领导亲自领过来的记者，就更要重视了。

偏偏外国记者不懂矜持，不明分寸，问题总是令人尴尬：

“杨教授，您自己是否用过西地那非？”记者的眼中，闪动着求知的光。

“临床实验期间，自己服用测试药品，好像是不太符合规范的。”杨锐还不能简单的回答一个NO，否则，明天的新闻说不定就是信任问题了。

年轻貌美的女记者，步步紧逼：“那么，杨教授，您发明西地那非的起因又是什么？”

杨锐觉得，对方真真的是在挑衅。

“西地那非并不能说是我发明的，它是辉瑞的成果。”

“但您花大价钱将之买了下来。”

“是的，我对它很看好。”杨锐一脸淡定的道：“最近一段时间，我对一氧化氮类的药品产生了兴趣。实际上，说的更明白些，为了加入人体基因组计划，我需要筹备一些经费以待用，我想做一款药品来达成这个目标。”

“自筹经费参加人体基因组计划？”年轻的女记者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

“没错，人体基因组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又非常庞大的计划，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它的经费要求和实验室要求，都比较困难，我想做一些工作，来缓解资金上的困境。”

“据我所知，人体基因组计划是国家间的计划。”

“是的，如今中国经济尚在发展，国家能够用于科研的经费有限。但是，从一名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加入人体基因组计划刻不容缓，最起码，我们要对中国人的基因，进行一次普查，做一次基本的了解。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如今，许多人对此并不了解，我认为，这就是我的责任了，我必须要做些事情。”杨锐将伟哥的开发，转化成了爱国情操，着实令记者惊叹。

“所以说，你要用西地那非赚到的钱，来资助人体基因组计划。”

“并不能算做资助。”杨锐立即纠正道：“实际上，我当初设想的，就是赚个几亿美元，临床实验既为国内的医药企业开创一个模板，又能弄出钱来做人体基因组计划。当然，现在来看，赚的要更多一些了，我准备分配到其他不同的方面，特别是在医药产业方面持续投入，以形成持续性的收益，反哺科研。”

伟哥一旦开售，赚到的钱绝对是现象级的。

对于国内任何一个机构来说，这笔钱都是超级诱惑。

也只有寻找到相应的名分大义，杨锐才有自由支配它们的可能。

至于说什么自己赚的理所当然的就是自己的，这种事想都不要想，美国人还收45%的遗产税呢，还说是均衡财富，人家爹妈辛苦赚的钱，就活该被你均衡呗，人家就不能留给自己家的傻蛙吗？——遗产税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区别，就像是推恩令和削藩制的区别一样。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又是一个很讲人情味的国家。

大东亚共荣圈在民国以前运行的都是很不错的，日本鬼子运行不下去，就是把人情味给讲歪了。

杨锐扛着巨大的风险，自己负债去做西地那非，这本身就是值得褒奖的行为，拿额外的利润做科研，更是义理顺畅。

美国记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杨锐的传声筒，倒是旁边的宣传部官员个个点头，对杨锐的话，颇有些认同。

“所以，您在购买西地那非的时候，并不知道它会有现在的发展前景？”年轻女记者将话题拉了回来。

杨锐颔首，道：“对化合物的应用，这是人类目前并未掌握的领域，我对一氧化氮类的化合物看好，但要说它能好到什么程度，能具体用在哪些方面，我确实是不知道的。”

“但是，据我们所知，您在与辉瑞签订合约的时候，将降压功能以外的权益都锁定了。”记者突然掏出了利刃，一下子戳在了核心。

所谓得益者必有猫腻，从记者的角度看，出错的时候很少。

杨锐却是淡淡一笑。

他自签订合同那一天开始，就知道会面对这个问题，如何能没有防备。

面对闪着红点的镜头，杨锐的语气镇定，道：“因为西地那非在降压功能以外的利益，只有我才能挖掘出来。”

这种异乎寻常的自信，一下子就将记者的自信给打压了下去。

杨锐微微抬起下巴，道：“作为外行，你们大概不懂得一款化合物，发觉出一种新的适应症有多难，我这么解释，它就相当于你得到了一块三棱玻璃，你没有用它做装饰，你用它写了一本书叫《光学》。”

“《光学》是牛顿写的那篇？”记者总算是有些知识面的，马上追问道：“您是在自比牛顿吗？”

即使是夸张的美国人，也很少有人敢说自己能与牛顿比肩。

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说，有资格驳斥他的，还真的很少，记者也只能提问。

杨锐饶有兴趣的看了年轻的女记者一眼，却是没回答她这个问题，而是继续道：“虽然西地那非的抗ED效果是意料之外的，但是，在购买西地那非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使抗压效果不行，我也有能力发觉出它的新方向。身为美国人，您或许不能理解，对于中国来说，1.8亿美元是多么沉重的压力，它可比辉瑞的合同，更令人感到沉重。”

杨锐稍作停顿，又道：“我是在近乎不能失败的情况下，选择了签订西地那非的合同的。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也是在近乎不能失败的情况下，决定投资我的。这不仅是眼光的比较，更是对自我付出的预判。”

宣传部的领导心有所感，都是沉重的点头。

1990年的中国，做出了太多的近乎不能失败的决定。

越是身在高层，就越能体会到那令人窒息的压迫。

在西方的绞索中喘息，并强颜欢笑，从来都没有什么游刃有余，有的只是血淋淋的伤口和不断的忍耐。

忍耐。

忍耐。

忍胯下之辱。

忍嗟来之食。

忍城下之盟。

忍蒲鞭之刑。

记者或许是为了节目效果，或许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一时间沉默了下来。

几名宣传部的官员互相看看，心里却都有了新的宣传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