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祗在许昌，首先将荒芜的无主农田收归国家所有，把招募到的大批流民，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组，由国家提供土地、种子、耕牛和农具，由他们开垦耕种，获得的收成，由国家和屯田的农民按比例分成。屯田实施的第一年，就“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就下令，郡国都置田官，招募流亡百姓屯田。后来又接受枣祗的建议，下令军队屯田，屯田制得到广泛地推行。枣祗首倡屯田制的实施，使长期遭受战争破坏的北方农业生产，在短期内得以恢复并稳定了下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又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许多荒芜的农田也被开垦，政府也积存了大量的粮食。“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屯田制的实施，不仅为曹操解决了令人头疼的军粮问题，而且还为他争取了大量的人口，从而加快了曹操统一北方的进程。枣祗也因此被提升为陈留太守。但可惜的是，枣祗不久就因病去世。事隔多年，曹操对枣祗还念念不忘，追封枣祗为列侯，并让他的儿子袭其侯位。

由枣祗首倡实施的“屯田制”，是在东汉末年豪强地主势力急剧膨胀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国家同豪强地主争夺对无地流民的控制权，限制豪强地主无限度地夺取土地而采取的一种特殊制度。它不仅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为后世开创了一种大规模的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先例，为后来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所不同程度地仿效，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枣祗不幸早死，后来曹操怀念其功绩，追赠他为郡太守，同时下令给他的儿子处中封爵，并祭祀枣祗。曹操在《加枣祗子处中爵并祀祗令》中说，大兴屯田的结果是“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这是枣祗的功劳，是“不朽之事”。对枣祗的功绩给以充分的肯定。

枣祗对农业生产很有研究，他深知民以食为天，主张治理地方，必须以农为本，注重农桑。他任东阿县令期间，正值东汉末期。由于董卓之乱和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大片肥沃的上地被废弃荒芜，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当时，不仅老百姓难以维持生活，就连各军阀的部队也都普遍缺乏粮晌。袁绍的军队在河北靠采摘桑椹充饥；袁术的军队在江淮靠捞水草、摸蚌蛤维持，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有的军队因没有粮食而散了伙。枣祗在这种混乱异常的情况下，潜心发展农桑，使得当时的东阿，家家植桑养蚕，户户粮食满仓。东阿如此富庶，惹得当时的一些军阀垂涎三尺。袁绍曾三番五次劝说枣祗归附于他，并以高官厚禄相许。枣祗深知袁绍的为人，便屡次之回绝了。公元194年，曹操失去兖州，无立足之地，因得到枣祗和东阿军民的接济与支持，才转危为安。这样以来，枣祗深得曹操的信任和器重。枣祗在发展农桑上是当时屈指可数的人物，特别是后来在帮助曹操推行屯田制度上，更显示出杰出的才能和超众的卓识。怀有雄才大略的曹操，在当时军阀混战、逐鹿中原的年代，深知若想打败强敌，完成统一大业，就必须做到强兵足食。

公元196年，曹操迁都许昌后。傅着手发展生产，推行一种新生产方式——“牛输谷法”。规定官府把耕牛租给佃农使用，佃农便以租的耕牛多少，交纳谷粮（或赋役）。这在当时，虽然也是一项可行的办法，但不能尽快收到较大的效果。东阿县令枣祗看出了这一问题，便向曹操提出了实行屯田的建议。枣祗的屯田制方案一提出，便遭到许多人的反对，最起劲的一个要数军祭酒候声了。他认为屯田制不足取，于官于民都无利。实行屯田是和朝廷唱对台戏，是异想天开。曹操在屯田问题上犹豫不决。枣祗没有被朝中多数官僚的非议所吓倒，到处游说，宣传屯田制的主张。他不止一次地对曹操说，实行牛输谷法是广种薄收，漫天撒网，效果不大。若是遇到水旱之灾，更是收不成东西。唯有实行屯田，集中大批人力与物力，集体耕种和收获，当年就能得到较好的收成，能较快改变军队粮食不足的现状。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曹操权其利弊，终于采纳了枣祗的建议，并把枣祗由东阿县令提拔为屯田都尉，还配备了懂作农业生产的韩浩做他的助手，具体做这项工作。为了避免臣僚再发议论，曹操下了一道命令。令中说：“安定国家的根本大计，在于强兵足食。过去秦国的执政者由于重视了农业生产而统一了全国，汉武帝因实行了屯田政策而巩固了西域的边防，这是前人留下的好经验。”同时广泛招募流亡的农民，把一些无主的土地租给他们耕种，进行屯田。在枣祗和韩浩的精心管理下，屯田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收获粮食百万斛。就连那些反对屯田的人，也都伸出大拇指，称赞屯田确实好。因此，曹操下令，所属郡县，都要配备一些值农业生产的官员，广泛实行屯田。

数年以后，北方大半个中国，由原来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景象，变为“仓储积所在皆满”，不但解决了军粮问题，为曹操征伐四方，平定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使得大量流离失所的百姓，重返家园，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