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陈越的意料，陈卞回杭州后的第三天便又起身去了外地，之前的事情也就此没有了下文，甚至连陈岩也仅仅只是招陈越过去问了几句话，便也不再过问。

陈家大宅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给陈越的感觉就像一场即将暴发的山洪，在山谷中徘徊怒吼了半日，最后流到人们面前的却成了一道涓涓细流，让他先前做的一些准备都全无用武之地。

这种感觉并不好受，无论怎么看这件事情都不像会就此结束的样子，要是现在对方有什么动作，自己这边好歹能有个准备。但毕竟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对方隐忍不发，到时候骤然发力，总会有些措手不及。好在西子楼开业在即，这一点当是外人料不到的变数，假以时日等到这座酒楼能够发挥出影响，那自己手上的肥肉就不是谁都能来咬上一口的了。

陈越相信杭州城里暂时还不会有外人知道西湖边上这座刚刚在改建的酒楼与他有关，能够知悉这件事的陈恩、罗良、龚富、宋三娘、纤儿都是可以信的过的，他们应当明白自己能给他们什么，别人又只能给他们什么，不说其他的，罗良与龚富两人紧紧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得到了二十多贯的赏钱，换做以前，这差不多是他们一家一年的收入。外人也不可能在此时花重金收买他们，一两百贯钱，怕是他们自己也看不上了，老老实实的做工。每年都能拿的比这些更多，又如何会去铤而走险？

当然，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先前是手中无人可用。能够掌握的资源又少，自然要将他们都整合起来，往后等有了实力，各条线还是单向保密的好，这些事前世都有经验可循，稍加改动放到此时就可以用的上。

三月初的时候，西子楼改建已经完成了一半，其他没有完成的地方也正有条不紊的进行着。陈恩确实有些才干，将整个局面都安排的仅仅有条，陈越吩咐的要求也都尽可能的为他办到，虽说也有一些小的错漏。但也无伤大雅了。

十块玉牌也已经着人送出去六块，开始时先是与杭州通判李鼎臣牵上线，使人在背面刻上他的事迹，当然大多都是一些能拿得出手的功绩，然后找人大张旗鼓的送到他的府上。演了一出三辞三让的把戏他才故作推辞不得，勉强接下。这本就是宋朝上下惯用的伎俩，不论是封侯拜相还是请辞还乡，在朝官员大多都要有这个三辞三让的过程。甚至多的能做到“七辞七让”，这番李鼎臣做出的姿态。一方面是循旧历，另一方面却是使得李鼎臣与西子楼的玉牌名声大涨。

好在李鼎臣也算的个能吏。名声本就不坏，一些功绩稍稍加以修饰也就够了，对于双方都有利的东西，他自也不会拒绝，更何况事先也已将人情都打点好了。

虽然他的官位在杭州本就能算的上号，但民间普通百姓却是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的。一块玉牌，使得他的名声骤然间响亮起来，玉牌背面刻写的生平事迹不知从谁口中传到外面，街头巷尾也多了一些人每日有意无意的说起诸如：“我早就听说了，李通判在成都府时便甚是有名，你们不知道……”这样的话来，还有说书的时不时说几段他的轶事。一时间李鼎臣的可谓风光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