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岸有一个小村，村民们早已逃难而去，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村子。除了只几小猫轻快地跑过，整个村落安静地有些吓人。包括从旁边经过的日军在内，谁也没有想到这里面竟然还有人在活动。
在一处偏僻的院落里，一名战士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笔，正在写写画画。电话线从墙洞穿出，沿着隐蔽的沟渠向前延伸。如果一直往前走，就能在一处电话线杆上找到它的连接点。
这名战士正写着什么，突然皱起眉头，脸上浮现出不可抑制的怒气。旁边的战士忙低声问道：“怎么啦小李？”
小李摆摆手没有说话，又继续监听了一会儿才将电话机搁下。他把手上一张纸片递给旁边的战士，说：“小王，马上报告给处长，特急，加密！”
小王接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飞机、轰炸、毒气等字样，吓了一跳，忙跑到另一个角落里开始发报。随着一阵嘀嘀哒哒的声音响起，一道道电波迅速消失在天边。
北岸，97军指挥部。
“报告！”情报处长张占元匆匆赶来。
郑卫国打趣道：“哟，张处长真是稀客啊！怎么，今天终于开张了！”
由于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加之方法上有所欠缺，前段时间情报处的工作一直未能打开。郑胡子这话既是玩笑，也是含蓄地表示不满。
张处长老脸一红，忙递过来一份文件。说：“军座，这是情报人员刚刚监听到的。土肥原要用飞机向我军阵地投放毒气！”
郑卫国看到上面用红笔写着“特急，加密”四个大字，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匆匆看过数行，忙把文件递给周参谋长，说：“参谋长，这件事情你马上去安排一下！”又对张处长说：“干得好，回头向战区给你们请功！”
张处长兴奋地说：“军座您放心，卑职一定尽心尽力！咱们的潜伏小组已经深入日军占领区域的腹地，等下还会有情报传来。”
郑卫国满意地点点头。说：“嗯。好好干！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去吧！”
看着张处长的背影，段双虎嘿嘿一笑，说：“这个张占元总算是开窍了！”
周参谋长一脸忧虑。显然没有心情开玩笑。他犹豫了一下。说：“军座。我刚才计算过了，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免不了遭受较大的伤亡。依我看，不如暂时放弃在南岸的阵地。”
郑卫国摇了摇头。说：“不行，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退缩！要是让小鬼子尝到了甜头，以后只会越来越猖狂，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毒气。”
日军在侵华战争初期，对于毒气的使用还是比较克制的。相对于之后几年，使用的次数较少，而且多以非致命性，比如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为主。之所以不敢大肆使用，一方面是担心中国的报复，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国际上的舆论。
为了掩盖进行毒气战的罪行，日军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规定将毒气称为特种烟，弹药和弹药箱的标记必须除掉后才能交付部队使用。同时在使用中要求部队必须努力歼灭敌人，以便毁灭人证。显然日军对于使用毒气是有所顾忌的。
遗憾的是国府并没有及时向日本施加压力——第一次通过国际社会抗议是在1941年秋的宜昌攻防战之后。也不敢采取对等报复的手段迫使日军放弃使用毒气——**手上有一批毒气，但是抗战时期一直没敢使用。
由于国府的软弱，再加上日本国力渐渐匮乏，38年以后日军开始大量使用毒气，并称为决胜瓦斯，可以说后面几年一直是靠毒气在撑着。在战争中，毒气使用的频率和致死性毒气所占比例迅速攀高。
1937年8月的凇沪会战中，日军首次使用了催泪性气体和喷嚏性（呕吐性）气体，此后日军在中国各个战场上纷纷使用毒气，尤其是自1938年8月开始的武汉会战，日军使用毒气更加肆无忌惮并开始使用剧毒的糜烂性毒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防毒处统计（仅限国统区数据），日军进行毒气战的次数是1937年9次，1938年105次，1939年455次，1940年259次，1941年231次，1942年76次，1943年137次，1944年38次，1945年2次，总计1312次（1945年的数据不完全统计）。
从这份数据中可以直观地看出日军使用毒气的一个大致状况，从37年到39年增长的势头惊人。40年以后数据上虽然有所下降，但那是因为中国战场已经趋于稳定，若以战斗次数来算，使用毒气的比例还是非常大的。
见郑卫国把事情提高到了“战略性”的高度，周参谋长就不再反对了，只是一再打电话要求南岸各指挥官们做好准备，加紧防范。
呜呜……天空中突然传来一阵轰鸣声，战士们都把头抬起来四处张望。军官们纷纷吼道：“敌机空袭，马上隐蔽！”
一名班长一边带着战士们躲进工事，一边嘀咕道：“排长，小鬼子飞机怎么来得这么快，防空哨也没预警！”
排长没好气地说：“我咋知道，兴许是飞得高呢！”说着带头把防毒面具带好。战士们也小心翼翼地带上，还让战友们帮忙检查是否严实。
以前大家对毒气还有些不以为然，嫌这玩艺儿有些累赘，现在都知道厉害了，都当成了宝贝。
日机在天空中盘旋一圈之后，开始投弹。轰！一枚重磅炮弹落地开花。一大股黄绿色的气体迅速弥漫开来。
轰！又是一枚炸弹落下，这回飞溅而出的却是像茶籽油一样的液体。一个新兵蛋子有些好奇，伸出手指想去沾一点，幸好一旁的班长，狠狠地一巴掌把他给抽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