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思明和曾智被调回农工一排，有三位知青顶替了他们。这三位知青因为偷鸡不慎被抓，一大帮大嫂、大婶和大妈级的人物不依不饶，将以前家里丢的鸡全算在他们仨身上，知情的人都知道他们仨是第一次干这事，没想到却被警惕性高的革命群众抓住了。

陈连长老婆也养了鸡，在农村，养牛为耕田，养鸡为花钱，养猪为过年。每只鸡都被当成宝贝似的，宝贝丢得多了，当然要找领导解决，陈连长和丁指导员经常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被人堵在办公室，回到家里老婆还埋怨，所以这仨知青就成了替罪羊。

这其实也是这三位知青自找的，偷鸡是个专业性蛮高的工作，具有此类经验的人说，要有明确的分工，有人负责望风，有人负责现提供作案工具，有人具体实施，事先要详细地侦察地形，了解主人家养鸡的规律，选定合理的目标，最好是其它连队的鸡，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还有那下蛋的母鸡是绝对不能碰的，要懂得细水常留，人家靠这个收鸡蛋呢，要是绝种了就没得偷了。哪想到这三位，天还没黑就一窝峰地去作案，被人抓住也不冤枉。

李思明和曾智两人，其实并不想离开养猪场，虽然一年到头都不像种田那样有忙闲之分，但好在那里没有人约束，只要猪没生病就没事，有空还可以打打猎什么的，满足一下味觉需要。打着庆祝李思明和曾智回归的借口，农工一排的兄弟们将李思明最近打的猎物一扫而空。

1974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一是1月17号，人民解放军在西沙群岛的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胜利，二是3月11日，在陕西临潼发现了规模浩大、举世瞩目的秦始皇兵马俑。

当然这一年，最重要的要属“批林批孔”运动，正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五连当然也不例外，按照指导员的话来说，这是当前头等大事，比吃饭还要重要的事情。会议室里的巨型大字报是铺天盖地，连部办公室前和宿舍前的宣传栏是三天一小变，五天一大变，每个排都要轮番上去操练一番，大字报每天变着花样。被大字报点到名字的，立刻夹着尾巴作丧家之犬状，当然如果是在大字报上被点名表扬的，则沾沾自喜兴奋溢于言表。连队宣传栏是由徐学青副指导员负责的，因此李思明经常是榜上有名，罪名不少，不过李思明出身工人家庭，祖上三代都是根正苗红，干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公开场合又不谈政治，自然没人能找出大的毛病。拍徐学青马屁的人还是不少的，参军、入党、招工、上大学都离不开徐副指导员的亲切关怀，但是李思明也不是好惹的，那次狼肉大家都吃过，因此只找一些个人小毛病，比如抽烟只抽好烟，比如不穿补丁衣服，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至于私自动用枪支打猎自动忽略了，因为他们也曾品尝过。而且大家都也知道，这些小毛病，不能把李思明怎样，李思明自己也不在乎，这样两面讨好也还是不错的。

几乎每次大字报贴出来后，李思明就要在全连大会上做检讨，次数多了，他都不用事先打草稿，每次拿着一张看上去写满字的纸上台，眼睛根本就不看稿纸，张口就来，检讨紧贴时政，跟踪政治形势，绝对是诚心诚意思想深刻。检讨完了之后，立马穿上哑巴留下的破烂衣服，带上一包劣质香烟，找上写他大字报的人做思想汇报，常常拍拍别人的肩膀说：“不错，大字报写得比上次有进步，至少毛笔字比上次好一些，不过嘛，我在上面发现几个错别字啊！比上次多了一个哦！”让人苦笑不得。

春天到了，又有一批知识青年来到了大兴，很明显这时下乡的知识青年不比前些年了，在农村插队或去建设兵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已逐渐为城市社会各阶层所知，有些人千方百计躲避去农村或边疆。五连又来了二十几位新知青，虽然连里举行了欢迎大会，但大家的兴趣都不大。在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3个农建师，作为“准军事力量”，基本上都是按军队的编制组建，但不同的地方在人数规模上有所不同，就拿连队来说，少得有几十人，多的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五连现在已经有500余人了。

其实兵团可以分为好几种人，一种是像连长这样的转业军人，他们最初属于国营农场职工，毕竟在农场要比在农村务农要好得多，称为农场职工，兵团建立后，接收国营农场，这些职工就成了兵团职工；还有就是知青了，他们是兵团的主体；兵团也有不少属于现役军人，带领章的，一般属于领导层；而职工家属一般在兵团做临时工，后来都户口都“农转非”了，也成了兵团职工；在一些地方还包括劳改释放人员，他们的政治地位最低。

“李思明！”连长看李思明在一旁看热闹，叫住他。

“末将在！不知连长您什么吩咐？”在连长面前，李思明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权威。

“分配你一个任务，带这些新来的知青同志四处参观一下！”